为什么搬家最先扔掉的是画册?太重了呗。书到搬时方恨重,画册是重中之重。作为书籍的一种,画册似乎已经脱离了日常的阅读。你很难想象在旅行途中带上几本画册,那会让你的旅行变成一项体育运动。编画册的人也许早就明白了这一点,他们相当成功地将阅读变成一项不得不在咖啡桌上完成的尬聊工作,这也使得所有画册看起来都像是高级一点的产品手册。更何况大多数还是免费送的。“花了不少钱”,“装帧非常精美”,“印刷特别专业”……这三句几乎可以通用所有画册的话最终换来的或许只是一句最实在的话:“可以卖点钱。”因为在收废品大叔眼里,扔掉的书籍总是免不了秤一秤的命运。
画册的制作已然落入事务性的套路之中,这多少说明某些图像生产的工作正在接受一种扁平化的管理,尤其我们把画册当成艺术家个人与艺术机构(也许还包括藏家、策展人、评论人等)之间重要沟通和展示媒介的时候。越来越多的艺术家个人和艺术机构,像印制名片一样印制画册,仿佛画册是他们必须完成的社交作业,而一个艺术家只有在印制自己第一本画册的时候才好意思说自己是社会人。然而事实并不如你所意?画册之所以遭到持有者的不公正待遇,除了莫名其妙的重以外,可能还有一个原因,在于它的扁平化编制取消了两项比较重要的工作:一是艺术家个人的自我梳理,一是艺术机构的整理研究。
面对这样的工作,艺术家的理由看似是令人信服的,他们会说:“对不起,我是处理图像的,不负责处理文字。”可不是吗?你也可以不负责说话和行走。而艺术机构的理由是没有理由,因为藏家的钱袋不需要解释,作品本身就是能歌善舞的数字,看它们表演就可以了,别说话。在这种局势左右之下,画册一而再再而三地以一种展览中最庸常的陈列方式被一股脑儿地加工生产着,那就是按照时间顺序排好队,听指挥,别说话。面对观众、读者,我们进入了一种“谁也说不好,不如让他们自己挑”的投机逻辑之中,其他的就看运(chǎo)作了。没毛病吧,这有什么问题呢?你难道指望一本画册的出版引发一场已故境外诗人马拉美所说的“书本的革命”吗?简直是白日做梦!
当然了,画册也分很多种。我相信扔掉的大多数都是社交类型的画册,就跟你不知道为什么就有了那么多毫无用处的名片一样,你总会拥有一些毫无阅览趣味的画册。“可以卖点钱”,你脑中闪现收废品大叔称重的身影。画册八成会熬到纸书死亡的那一天然后说自己才是笑到最后的那一个。除此之外,还有工作类型的画册。一些可做可不做的活动加上可有可无的展览,按照工作前后的纵线或者关键词逻辑的横线编辑成书,然后再用一种散发着机构特有刺鼻气味的纸张装订成册,很大很厚很重,你不可能说没有任何纪念意义吧,毕竟花了不少钱,也“可以卖点钱”,你脑中再次闪现收废品大叔称重的身影。这些身影或许是真正的图像无产阶级,它们将对一切图像进行称重,直到发现有一些图像即便秤砣的绳线压过最高的称星依然不可计量的时候,图像才会从秤重的生意当中滑脱。而对于那些编制画册的人来说,在编辑制作之前也许可以事先秤一秤某种无形的重量,这可能会让未来的画册更轻或更有分量。
我最近一次认识到画册的重要性,是去年访问法国第戎 Le Consortium 当代艺术中心的时候。这家创办于1977年的艺术机构于1993年创办了一家出版社,目的是为了陪伴每一位艺术家,持续地制造分享的契机,就像机构创始人之一格扎维埃·杜鲁(Xavier Douroux,已于去年6月去世)在一篇访谈中所说:这个契机持续地将艺术转化为一种可测量、可传播、可延伸的政治性经验,毕竟单纯停留在艺术自己的领域并不能让足够多的人参与进来。这家出版社就是后来法国乃至欧洲最重要的艺术书籍出版社:真实出版社(Les Presses du réel)。格扎维埃的话提醒了我,艺术在今天正在成为艺术家个人工作以及艺术机构运作的延伸和扩展经验本身,而画册就是这一延伸和扩展经验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必不可少的,而且每一本所带来的经验都不尽相同。就像格扎维埃所说,“我们从未想过成为某种示范,但我们总是在尝试新的经验”。